一个人的党：中共20大和控制中国的新探索

《外交事务》杂志在二十大开幕前夕，登载了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的文章，分析二十大对中共和习近平意味着走过一个分水岭，中国的内外政策将更加以习近平本人的喜好为导向，而外界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不会发生。

作者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弗里曼中国研究主席。他也是《中国的新红卫兵：激进主义的回归和毛泽东的重生》的作者。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高级别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最高级和最重要的会议。

往届党代会一直是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拐点。1956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革命领袖的意识形态。这是毛泽东在一系列政策和政治错误后的暂时挫折（译注：原文如此）。

 

在1992年的第十四次党代会上，中共领导层公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术语，以示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以及苏联解体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

2002年，中共十六大将“三个代表”的指导理论正式写入党章，对私营企业的立场明显软化铺平了道路。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每两次党代会都见证了最高权力从一个领导人到另一个领导人的有序和平过渡，这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说是一个罕见的壮举。

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中国共产党将进行人事调整，做政治报告并对外公布，并树立起斯巴达式的团结和钢铁纪律的形象。但这次会议与其说是奏响变革，不如说是一曲挽歌。

尽管隆重的大会照例盛况空前，但它将标志着中共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史无前例地第三次担任总书记，将把中国共产党拖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病态，同时把它推向一个低增长、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极不稳定的未来。

习近平继续执政意味着在未来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上，党和政府不太可能大幅改变其政策。在执政十年后，习近平的本能、对外部世界的假想和判断已经很人们看得很清楚。

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国政府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看法，中国对台湾的胁迫，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对经济政策的态度等等，这些都不会在大会上或大会后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次会议并不是为了展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的治国理政方法，而是纯粹的政治戏剧，旨在向中国人民保证，并使全球观众相信：在习近平追求将中国塑造为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目标时，党在他的领导下仍然坚定不移，团结一致。

但立下目标和达成目标是两码事。

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安全机构的控制力很强大，他为中国的未来制定的计划也很多、很详细。然而，正如所有统治者最终都会了解到的那样，他掌舵复杂多重生态系统的能力，以及将之按自身意志塑造的力量是固定和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五年里习近平旨在实现全球野心和应对国家面临的无数挑战，而推行的一系列被动的、短视的、往往还不连贯的政策，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威望下降、国内压迫加剧的令人担忧之路。

这次党代会也不会改变这些现实。

因此，外部观察家们期望本次大会可能标志着某种拐点的想法是正确的，然而这主要是出于完全错误的原因。

外部观察家和许多其他人之前所希望地前景将不会发生，即：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变革。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并不是一个调整航向的时刻，而是见证着中国共产党跨过一道门槛，进入了彻底的独裁统治，并将迎来一个政治僵化、政策不确定和一人统治带来破坏性影响的时代。

而此前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以来享有着能力杰出、高度务实以及可预测声誉的政权掌握者。

中共的长期利益

即将召开的大会，其基础性和最重要的事实是：习近平将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一事态发展正式标志着在毛泽东身后，原本就不完善的限制领导人个人权力的努力，以及同样不完善的将领导权继承制度化的努力已经失败。

而之前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出于对制约权力的任何规范性的信念，而是因为更正常的接班程序符合中共自身的长期利益。放弃这些措施是一个“跨越卢比孔河”的时刻，虽然自习近平在2018年3月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来，这些已经在预料之中。

注：跨越卢比孔河典故来凯撒，按罗马共和国规定，将领不能率军越过卢比孔河，但是凯撒无视这个红线，带领军队直逼罗马，敲响了罗马共和国的丧钟。

关于在如何选择、培养和提拔未来领导人方面，找回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将是一个发生在遥远未来的话题，而且很可能是在习近平卸任、被赶下台或者“去见马克思”之前，都不会开始的话题。

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时期，很可能由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开放结尾”式统治所驱动。尽管一些观察家现在给习近平冠以了“终身统治者”的称号，但这只是中国面临的一种可能的结果，而且还不一定是最坏的结果。

即使假设习近平计划在未来某个时候卸任，如果他在此前意外死亡或遭受严重的疾病并发症而失去能力，会发生什么？当选择和提拔替代者的时候，这个体制又将如何运作？这将对中国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同样的，尽管由于组织方面的障碍和政治危险的程度极高，挑战习近平领导权或政变的前景仍然非常渺茫，但习近平既然被定位为很有可能的终身统治者，这就只会加剧党内反对者破坏其议程或密谋其退位的动机。

专制制度和专制领导人在外界看来总是很稳固的，直到他们突然间变得不稳固。

因此，具有极强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倡导着中国复兴和中国共产党长治久安的领导人，现在自己却危及到这两者。然而在这方面，习近平并不是个例。

纵观历史、地理和各种政权类型，他只不过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诱惑受到腐化影响的一长串统治者中的最新一员。

但是，在一个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保持着全球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并拥有大量核武库的世界上，这一悲剧性后果，无论迫在眉睫还只是潜在，都不应该被忽视或淡化。

 

习近平已经显明：他对国内经济政策的简单误，判可以使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尽管他在吞并台湾的图谋中仍然表现着理性，但人们在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灾难性入侵时，不能不担心习近平有一天会做出类似的错误判断。

有些人可能希望这些失败也为习近平未来的下台埋下了种子。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即便拥有像习近平这样的权力集中程度，也可能因为长期治理不善而遭受其同僚的报复。习近平很可能会获得第三个任期，但鉴于中国经济的惨淡轨迹，第四个和第五个任期是否能够获得？

我们不能彻底排除习近平被迫下台或被劝说离任的可能性。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是一种特殊的专制制度，它赋予在职领导人相当程度的制度化权力和组织权力。因此，通过正式程序或暴力推翻一个领导人的前景仍然不可能。

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在专制制度下，一个领导人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治理不善，并保持自身权力的安全与稳固。

人事安排

除了延长习近平的任期，这次党代会还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军委的最终阵容，无疑将影响到中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确切轮廓。

下属很重要，即使是在中国日益个人化的独裁体制下。如果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这些中国目前的外交先锋退休，并由唯命是从的干部或习近平的嫡系人马取代，人们可以预料到的是，外交事务上深思熟虑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如果像苗华这样的政委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就意味着习近平身边的军事顾问，主要从政治角度而非军事角度考虑问题，这就充满了误判的风险。

如果习近平的长期盟友、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接替现任经济沙皇刘鹤，这将表明中国政府继续重视经济增长。但刘鹤也承认，经济政策将继续优先考虑习近平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议程，以及在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和禁运风险的领域努力实现“自给自足”。

拜登政府最近限制中国获得芯片和相关部件的行动，可能会加强习近平创建“中国堡垒”的决心。

另一方面，即便提拔具有明显能力、独立性和务实倾向的官员，也不太可能标志着发展轨道的深刻改变。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事实本身，就是对其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的最清晰宣告。

因此，具体的人事决定必须在这个大的事实背景下予以理解。

例如，如果具有一定改革意识的政治局常委兼政协主席汪洋被提升到总理之位，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被迫接受改革要求。尽管传统上总理有权管理经济事务，但这种晋升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策略上的妥协，而不是被迫的让步。

过去12个月的经济挫折，现在可能要求习近平对他的执政联盟做出妥协，以帮助维持他的执政联盟。不过，这样的决定并不反映出习近平政治权力的削弱，而是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想通过党国庞大的官僚机器来推动政策议程，他就需要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机构来工作。

为了实现更宏大的目标，一些妥协可能是必要的。

与长期被边缘化的现任总理李克强一样，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一点很明显：正式的职务并不必然赋予实际权力或者对出台政策的控制权，这二者要靠习近平的恩赐。未来的总理将和他的前任李克强一样，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些人将在一个越来越以习近平个人喜好为导向的政治共识和政治结构中工作。

这些人很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代理权，但这是在一个自主权日渐萎缩的政治体制之中，因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政策议程成为了最高标准。无数中国经济官员可能会对继续推行破坏性的新冠清零政策感到不满，外交部的许多官员当然明白，习近平与普京密切而持久的关系对中国声誉所造成的损害。

但他们的任何怨言都不会改变一人统治下的政策。

如果李克强继续担任目前的总理一职，这并不表明他有什么新的政治影响力，也不表明所谓的“改革派”正在攻城拔寨。近十年来，李克强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但他的长期影响已经降级为与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做斗争。习近平可能会决定让李克强留任，因为这是阻力最小的途径，或者是为了缓和他自己获得第三个任期的冲击。无论是否有李克强，总理在推动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要性都将大打折扣。

 

同样，如果一名或多名相对年轻的官员（60后），比如如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或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已经选择了他的继任者。

首先，在中共的百年历史中，对政治继承人正式指定几乎总是准确表明那个人最终无法掌权。

接近高层的生活是一种霍布斯式的磨难。在位领导人通常会推迟宣布明确的继任者，或者如果继任者是被外部强加的，则会寻求将继任者边缘化；没有人愿意分享权力或被视为跛脚鸭。

习近平很可能会任命一位相对年轻的官员进入最高领导机构，但现在习近平的统治期限没有确定，而且这主要由他自己来决定，这个人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低概率的前景，而不是下一个明确的目标。

个人测试

二十大很可能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习近平将在多大程度上把党国体制推向个人化的独裁统治。尽管观察家们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做了很多评价，但这是一个相当平庸的崇拜，还没有针对个人和物品的圣化。还没有人以芒果的形式向习近平顶礼膜拜，就像1968年毛泽东收到一个巴基斯坦代表团赠送的一篮芒果后，许多普通中国人对毛顶礼膜拜一样。

译注：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约40个）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此后芒果被视作领袖神祗般爱意的象征，引发狂热崇拜。那些芒果非但没被吃掉，而是经过防腐处理保存下来，成为崇拜对象，有人甚至制作了蜡制和塑料的芒果仿制品，并供奉起来。四川汉源县富林镇的一位牙医韩光第，因评论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而被逮捕，长期关押之后，于1969年左右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富林镇郊区被枪杀，被枪杀前还在镇上被“游街示众”。

 

但是，如果习近平在大会上要求获得新的头衔，比如中共中央主席；如果习近平思想正式写入党章（译注：十九大已经写入），那就意味着习近平是如此的不受约束，如此专注于巩固体制和政治权力，以至于他没有看到前面的危险，而他周围的人也对此无能为力。

直到最近，在中共官方党史研究中，一个由官方确认的真理是：毛泽东领导下绝对权力几乎使国家走向毁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并不完善的努力，例如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废除党主席的头衔等，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要么被逆转，要么被重新考虑。

然而，这并不能使习近平成为新的毛泽东。这两个人在气质、观点和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中国共产党体制中特有的政治病灶，容纳了他们两人对不受约束权力的追求。

想到中国政治制度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令人感到不快。许多人仍然主观希望习近平只是需要巩固更多权力，以便最终推动亟需的改革。其他人则等待高级官员或退休干部最终进行干预，对习近平施加一些限制。

但现在不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或21世纪初的中国。将中国政治概念化的旧方式（即区分为所谓“改革派”和所谓“保守派”）不再流行了。对立的派别不会制约习近平，备受推崇但鲜有现身的“改革者”，不会来拯救经济政策。

理解把握习近平的持续统治是控制住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