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何俊仁

日经的新闻特写，关注了香港的人权律师何俊仁(Albert Ho)，他几十年来一直热爱中国，现在他可能会因此而死在监狱里。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自从英国在1984年签署协议同意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勇敢的人权律师何俊仁，一直站在这个城市民主运动的最前沿。

在过去三十年里，他处理了一些最棘手的案件，并成为其他人不愿碰的高知名度人权案件的首选律师。

他曾为在香港著名的雨伞运动中被捕抗议者辩护，帮助二战时期被迫在前线附近妓院工作的 “慰安妇 “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并在2013年美国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秘密逗留香港期间为其提供协助。

2020年6月，香港应北京方面的要求出台了国家安全法后，何俊仁推动建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政权的努力，使他成为对公民社会的镇压中现成的靶子。

挑战中央政府的后果已变得迅速而严重。

今天，71岁的何俊仁被单独监禁在赤柱监狱，这是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缺乏基本的空调设备来抵御夏季的酷热，等待被指控 “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 “的审判。

自2020年以来，香港国家安全部门逮捕了260人，何俊仁是最知名的一位。香港自治权正在调整，现在的”爱国者 “必须忠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主权移交给北京后的26年内，国家安全法将北京的手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超出了人们之前的想象。

当局挥舞着措辞含糊的国家安全法，将分裂、颠覆、外国勾结和恐怖主义行为定为犯罪，作为一种手段来清除他们认为缺乏 “爱国主义 “的城市。在这种新格局下，未能通过中共爱国主义测试的反对派政治家、活动家、学生和民间组织都被压制。

这项法律的定罪率为100%。

 

尽管是一个长期而坚定的爱（中）国者，何俊仁被指控阴谋颠覆国家，如果被判处最高刑罚，可能会死在监狱里。

“何俊仁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真的很爱中国，”曾在香港民意研究学会（PORI）工作的社会科学家钟剑华说。”把他这样的人关进监狱，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沮丧。”

何的亲属、密友和同事说，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他可能活不到被释放的那一天。七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在努力适应监狱生活后，他变得情绪不稳定，体重和睡眠迅速下降。

现在，何俊仁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历史文献和圣经。他最近接受了洗礼，转向信仰寻求稳定。

因爱国而受迫害

 

何俊仁的理想主义是五十年来香港政治熔炉的产物，多年来的利益纠葛，往往使香港与前殖民霸主英国以及1997年7月1日回归后的北京相冲突。

这种令人困惑的状态，反映在何俊仁自己的人生轨迹中：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抗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访问，并期待着有一天香港将再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1960年代对文化传统的灾难性破坏，以及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和平民主运动的镇压时，他的内心对成为一名中国爱国者意味着什么开始有了冲突。

“我爱我的国家，但我反对政府和共产党的专制主义，反对中共采取的阶级斗争和政策，”何俊仁在2010年出版的自传《谦卑的奋斗》中写道。

中国当局开始重塑 “爱国主义 “的。对中国、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热爱，必须要等同于对党的热爱。

这让对中国爱得深沉的何俊仁很不满意。

他在自传中写道：”如果你是真正的爱国者，你就不应该支持（党的）政策，此外，爱国主义的含义并不像（党的支持者）认为的那样有限，只是爱政府、爱党和爱领导人。

2004年，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责何俊仁不爱国，破坏城市稳定。作为回应，何俊仁说：”不是香港的民主人士不爱国，而是中央政府对爱国的定义有问题。”

15年过去了，何俊仁持续和高调地参与公民运动，导致中国的国家媒体指责他 “出卖中国的利益”。

“实际上，我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观从未改变。我拥护民主、人权、自由、宪政、公共福利的理想主义，”何俊仁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爱我的国家，但我的民族主义可能与一般人不同。我爱的对象是人，是我的同胞，我的民族和文化。”

对理想的强烈承诺，并不是香港能被联想起来的特征，这个城市有着独特的重商意识，很强的适应而不是抵制新主权的历史，从英国到日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如此。许多人认为何俊仁是一个奇人：在一个商业为王的城市里，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随着中国当局加强干预——最明显的是自2012年以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并违背维持香港政治和文化现状的承诺，当地居民开始加入一场民主运动，以 “激发香港人的身份”，据社会学家钟剑华说。

“香港人 “一词，开始与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一个拥有大陆所没有的，自由、法治的中国领土。

“当涉及到身份认同时，政治是不可避免的，”钟说。

变化的身份

对香港身份认同的这种演变，反映在许多居民不断变化的个人身份认同上。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北京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少的香港人认为自己是 “中国人”。

自1997年回归以来，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1998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亚洲协会晚宴上，香港当时的政务司长陈方安生说：”真正的过渡是关于身份，而不是主权。”

回归后，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整个城市蔓延，许多人相信香港的独特属性会传到大陆。根据香港PORI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香港人表示自己是 “中国人 “的比例慢慢上升，在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前后达到40%的高峰。

 

但是，随着北京控制力加强，身份认同逆转，越来越多的人现在称自己为香港人。

中国人的意识减弱了，最明显的是在2012年，在学生抗议之后，当局搁置了在学校实施强制性 “道德和国家 “教育课程的计划。

这一年，认为自己是 “中国人 “的受访者比例下降到18%。

2019年，当100多万人抗议北京时，让许多年轻人与专制国家发生了碰撞，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受访者达到了顶峰，”这两种身份的分歧……值得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反思，”社会学家钟说。

这种新的自我认同的力量，最好的证据，可能是被国家安全部门以与安全法有关的指控逮捕的人数。

一些年仅15岁的人因主张独立而成为目标，而像黄之锋(Joshua Wong)和学者戴耀廷(Benny Tai)等知名人士，则在竞选中呼吁香港普选，在不民主的大陆政治体制中获得更大的自治权。

直言不讳的黎智英(Jimmy Lai)于2020年被捕，目前仍在狱中等待审判。黎智英是亲民派小报《苹果日报》的创始人，他被控犯有外国勾结罪和包括煽动叛乱在内的一系列罪行。

但是，在260名被告中，老一代的活动家继续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国人，民主运动内部包括何俊仁在内的传统派，与 “回归一代”，那些在回归中国统治后出生的人，出现了裂痕。

屡次表示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有坚定的信念的何俊仁，因在2019年的一次大规模示威中的角色而于2021年5月被判刑，在狱中被指控国家安全罪。他与他的共同被告人，民主倡导者李卓人和周亨通一起不认罪。

提出指控近两年来，审判日期仍未决定。

在服完与其他几个与其他各种抗议活动有关的有罪判决18个月的刑期后，去年8月，何俊仁因国家安全指控被短暂保释。但是，人权组织说，条件是70万港币（近9万美元）的保释金、放弃旅行证件、遵守夜间宵禁、不得有可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发表任何言论以及禁止与外国官员接触，已经相当于侵犯人权。

大多数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罪的被捕者都没有获得保释，因为现行更严格的标准，确保被告有责任证明他们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何俊仁于3月再次被捕，他被指控与另一起国家安全案件中的被告亲属交谈，从而干扰了法院的工作，这是迄今为止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涉及47名民主人士，他们因举行非官方初选而被指控犯有阴谋颠覆罪。

外国外交官、政治观察员和权利团体正在密切关注这一诉讼。

潘嘉伟，现已解散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何俊仁创办的民间组织之一）的前工作人员，现在是东京大学的访问研究员，他说随着习近平对城市的控制越来越严，活动人士纷纷逃离，香港的民主运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就像其他反对专制政权的侨民运动一样，”潘说，”香港的民主侨民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已经成为继续战斗的主要力量，也可能是唯一的力量。”无论多么困难，多么令人沮丧，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为权利而战

作为六个孩子中的老二，何俊仁在成长过程中学习能力不强，差点没有达到中学的入学资格。直到转学到九龙塘的主教堂禧年学校，他才开始认真学习，同时对中国武术有了热情。

1971年，他成功考入香港大学法律系，并在十年间成为政治上活跃的学生运动，参与反贪污和劳工运动。他的同学说，在他的大学时代，何俊仁开始发展自由主义理想，这些理想将成为他政治信仰的基础。

当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时，何俊仁的父亲坚决不同意，担心儿子的安全和他继续挑战当局的事业前景。

但何俊仁认为，这是香港，一个半自治的城市，自由和公民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他的同学说，他的热情是民族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理想的交汇。他的好友和同事李永达说，已故中国哲学家牟宗三是他的一个灵感来源，牟试图将中国传统哲学升级为为新儒家思想。

“但（何俊仁）也接触到了强调人权的西方思想，”李永达说。

尽管在英国统治下长大，但通过阅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和在中国历史学家許冠三的家中学习，何俊仁形成了强烈的文化和中国族裔身份，他童年时的邻居来自中国大陆，他自己还目睹了逃离动荡的文革政治动荡的中国大陆人民涌入香港。

朋友和同事们说，在他参与民族主义保钓运动的过程中，他的爱国情怀十分突出，这个运动主张中国对东海中由日本控制的岛屿（在日本称为尖阁岛，在中国称为钓鱼岛）拥有主权。

 

何俊仁成立了保护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四次航行到钓鱼岛进行抗议，并插上中国国旗。

“1970年代我还很年轻，”他在自传中说。”我参加了钓鱼台运动的第一波，这是基于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厌恶和对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独特反应。”

在年轻的时候，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是 “最勤奋的人之一”，何俊仁在从事公共服务、基层活动和成为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间穿梭。

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改放时，一些香港人定期访问大陆，帮助建立医院和机场并培训专业人员，何俊仁也是其中一员。1989年6月4日，即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一天，旅行停止了。

从那时起，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何俊仁和其他被当局认为怀有颠覆思想的人，被拒之于中国大陆之外。

对1989年由大陆学生领导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推动何俊仁和其他资深民主人士，如李柱铭和已故的司徒华在当年5月成立了香港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盟，每年组织烛光晚会，纪念在天安门广场死去的人。

“六四屠杀是一个悲惨的事件，”何俊仁在2018年接受《明报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犯下了罪行。如果要抓人，没有必要开火，他们杀了那么多人。”

‘极度矛盾’

 

在1989年镇压事件的刺激下，甚至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何俊仁就已经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核心。他于1990年共同创立了民主党，最初称为香港联合民主党，这是香港第一个重要的民主党派，并多次成功竞选立法机关。

何俊仁还在1995年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来因提供无偿服务和承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案件而声名鹊起。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他和许多同行一样有机会赚取丰厚的商业利润，但何俊仁却接手了无数小型案件，从金融纠纷到医疗事故，以帮助社区。

当中国政府收紧对大陆律师的铁腕控制时，何俊仁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人权律师关注小组，支持面临政治压力的法律代表和人权捍卫者。

“他有一颗大善心，一个谦逊的人，”香港联盟和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的志愿者张安娜（音）回忆说。”他喜欢在茶餐厅（香港食堂）吃饭，生活很简单。”

尽管身材矮小粗壮，但何俊仁总是飞快地从一个会议走到另一个会议，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出租车。

在入狱之前，在早上去市中心的办公室上班之前，他都会去看望被监禁的抗议者。在通勤的火车上，他会埋头读书，通常是关于中国历史，从不浪费任何宝贵的时间。

被捕之前，他在YouTube上主持了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视频。

他很少请假，也从不拒绝任何人，确保记者、客户或选民都能有时间会面，这让妻子和三个孩子很不高兴。

“她会抱怨他的缺席，”夫妇的一位密友说。”但她知道他想在外面帮助人们，所以她最终开始开车送他去一些地方。”

单仲偕，一位朋友和长期同事，说如果他不去接何回家去爬山（在他们相识的三十年里，这种情况屈指可数），他就会把周末时间花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个案子。

“如果他认为你有什么困难，他总是会帮助你，不管你是谁，”他说。

随着香港回归的脚步越来越近，成千上万的香港人逃离，担心政治不确定性。何俊仁的妻子经过反复考虑，带着三个孩子移民到加拿大，并于1997年持加拿大护照回国。

何俊仁留了下来，致力于他的中国根源和身份，甚至拒绝了英国政府提供的根据英国国籍选择计划申请外国护照的提议。

“我感到非常矛盾，”他曾写过那段时期。”尽管我出生在香港，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良好的环境中长大，在有利的教育中学习，并且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我的导师，帮助我建立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

裂痕

 

一开始，何俊仁仍然受到尊重，并继续致力于推进香港和大陆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一批新的、更年轻的活动家。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对香港的自治权、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压制，使许多香港年轻的人走上了与专制政府对抗的道路。年轻一代对大陆的愤怒，也是由香港与北京日益紧密的经济融合所驱动的，中国的富豪和商业精英开始购买香港的房产并推高了价格。

在中国教授陈云根写的一本书（注，这似乎是指的《香港城邦论》），引发了一场关于香港自治的公开辩论后，一种 “香港第一 “的心态突然成为主流，推动了地方主义运动，并迫使许多人重新思考香港与大陆的关系。

随着反北京心态的蔓延，何俊仁和像他一样的温和派人士担心，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控制力，不仅在强化香港人的身份，也在威胁着它。

2016年，年轻一代的港独支持者对中国的民主斗争兴趣大减，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活跃，学生们开始公开呼吁抵制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批评香港联盟的爱国情怀，这种分歧变得更加清晰。

与此同时，何俊仁有时与中国当局的密切合作，与正在发展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难以调和。2010年，何俊仁与民主党的其他成员，一起参加了与北京官员的闭门政治改革谈判，设法在地区一级略微提高了民主代表性。

“你是在和魔鬼打交道，”一位与何密切合作的30多岁的人说。”老一代人很天真，但我们应该知道，共产党永远不会对讨论持开放态度。”

尽管这种裂痕使民主力量内部的平衡变得越来越微妙，但何俊仁继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年轻的抗议者被围捕，何俊仁在整个晚上从一个警察局冲到另一个警察局，为那些被当局逮捕的人无偿提供法律援助。

现在，他也是被逮捕者之一。

在3月份再次被捕后，联合国敦促香港当局释放何俊仁，他因支持香港和中国的人权工作而在2020年被授予罗杰·鲍德温自由勋章奖。

何俊仁认为，选择为公民自由而示威，代表了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那就是建设一个更好的城市和更好的国家。

“我大声反对专制，”何俊仁在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我爱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