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介绍了苹果在过去20年间，如何利用中国制造建立全球顶级供应链的过程。得益于CEO库克的“顶层设计”，这给苹果带来了标准化的产品、稳定的产量和耀眼的销售业绩，但问题是公司的命运已与中国绑在一起，无法轻易摆脱，在如今中美脱钩的情况下，其弱点和困境一览无余。

 

2007年，诺基亚拥有9亿用户，市场领先地位似乎坚不可摧，以至于《福布斯》刊登了一篇关于公司的封面故事，问道：”有人能赶上手机之王吗？” 

同年，苹果公司推出了iPhone。

16年后，这个芬兰手机制造商如何被iPhone打倒的故事众所周知，后者获得了12亿用户。据说，诺基亚没有足够的软件能力，来跟上乔布斯和设计天才乔尼·伊夫的步伐。

但手机的多点触控和全屏功能，并不是苹果的唯一优势。在iPhone上市之前，公司还在硬件和生产方面胜过了诺基亚，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及其制造业的大量投资做到了这一点。

供应链研究员凯文·奥玛拉清楚地记得他的困惑，2007年中期，苹果公司突然跃居供应链25强的第二位，这是一个世界上运作最好的企业供应链的年度排名。

他说：“每个人都很震惊，这就像，‘什么？这说不通。他们的（供应链）名声很差’”。

事实证明，供应链排名是苹果运营发生深刻转变的早期迹象，苹果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在那段时间里，它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

奥玛拉开始了解到，苹果并没有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相反，他意识到，苹果正开始建立一个如此复杂、深度和成本极高的供应和制造业务，以至于公司的命运已与中国绑在一起，无法轻易摆脱。

在过去15年里，苹果一直在向中国派遣顶级产品设计师和制造设计工程师，让他们在供应商的工厂里工作，每次工作时间长达数月。

这些苹果员工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设计新的生产流程，监督生产的细节，直到产品投入运行，并密切关注供应商以确保合规。

苹果还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定制机器来制造设备，开发出竞争对手甚至不知道的重直领域的专业知识，更不用说与之竞争了。

这改变了苹果公司和中国。

奥玛拉说：“中国现在拥有的所有技术能力，都不是中国技术领先地位吸引苹果的结果。这是苹果进入中国并建立技术能力的结果。”

 

这些业务发挥了如此突出的作用，以至于背后不起眼的功臣，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于2011年接替史蒂夫·乔布斯担任首席执行官。正是库克将苹果的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他在中国建立了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为苹果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但这个非凡的成功故事也造就了苹果最大的弱点，对中国这个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与西方国家越来越疏远。

对于一家因在供应链领域领先全球而广受赞誉的风险厌恶型公司来说，产品制造的集中度引人注目。超过95%的iPhone、AirPods、Mac和iPad都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去年约有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中国，达到740亿美元。

这与三星等竞争对手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已大幅削减在华制造业务。

即使在最近几年，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急剧升级，苹果仍在继续在中国投资，并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联系。

结果是，苹果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受到了密切的政治审查。美国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库克及其公司目前正面临来自投资者和美国政界人士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与中国“脱钩”，并加快其多元化战略。目前，一些产品已经在越南和印度组装。

苹果公司拒绝对这篇报道置评。但对25名供应链专家(包括9名苹果前高管和工程师)的采访显示，这家iPhone制造商几乎没有可行的出路，短期内也没有。

那些了解公司的人，也很清楚责任在哪里。一位前苹果资深人士表示：“供应链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人，蒂姆·库克。这一团糟都是他的错。这不仅仅是‘责任止于高层’，而是‘责任止于供应链的负责人’，蒂姆是管理供应链方面的大师。”

“钱不是问题”

苹果远不是第一家在中国进行海外生产的电脑公司。1998年，库克被吸引到苹果负责全球业务时，惠普和康柏等公司已经在中国站稳了根基。

但苹果以独特的方式利用了这些机会，没有选择现成的部件，而是使用定制部件，设计其背后的制造过程，并组装成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灵活性的、极其复杂的系统。

在2007年的供应链排名中，宝洁、丰田和沃尔玛的同行排名得分都至少是苹果的两倍。但当涉及到一个被称为“库存周转率（inventory turns）”的供应链指标时，苹果独树一帜。这是一种衡量销售商品与库存的指标。

库克曾将库存描述为“从根本上讲是邪恶的”，将电子产品比作几天就会变质的乳制品。结果表明，这不仅仅是一个愿望。苹果的库存周转率是诺基亚的2.5倍，是可口可乐的12倍。

苹果还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巨资，围绕其制造创新建立护城河，而竞争对手只是给供应商提供规格表，说：“做这个。”

奥玛拉说：“（苹果）购买的资本设备比我在世界上看到的任何公司都多，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拥有这些设备，他们把这些设备放在了别人的工厂里。”

随着iPhone产量的增加，苹果在中国的“长期资产”（主要是用于设备生产的设备）价值从2009年的3.7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73亿美元。

诺基亚前高管、目前经营市场情报机构Asymco的霍勒斯·德迪欧(Horace Dediu)表示，这些“极其重要”的投资意味着，到2012年，苹果在中国的机械设备，已经比苹果所有的大楼和零售店的价值加起来还要高。

如此巨额的资金，使苹果公司能够想出其他人无法想象的生产技术。例如，2008年，苹果推出了一款“一体式”MacBook Pro，由单个模块而不是多个部件制成。这是一项工业工程的壮举，提供了“在这个行业中完全闻所未闻的精确水平”，乔尼·伊夫当时说。

 

这是使用数控机床完成的，允许设计师使用3D图像文件创建复杂的部件。这些机器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每台成本超过50万美元，只用于建造原型。

三名前苹果制造工程师表示，公司购买了1万多台数控机床，实现了一种被乔布斯称为“制造笔记本电脑全新方式”的大规模生产。

很快，苹果就在iPhone和iPad上采用了同样的技术。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与自动化集团发那科(Fanuc)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在未来几年购买发那科的全部数控机床生产线，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的数控机床。

一个人说：“世界上没有足够多的数控机床来完成我们需要的加工。你必须明白，从2009年开始，我们的产量呈指数级增长。我们会从一年每天生产1万个零件，到下一年10万个，然后是50万个，然后是100万个……基本上，钱不是问题。”

第一原理

在寻找供应商方面，苹果遵循着严格的流程。

据五名了解苹果在华策略的人士透露，通常情况下，一名来自加州的苹果工程师会见一家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首席执行官，然后向他们提出一系列问题，直到他们的技术能力被问个底朝天。

然后，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会被带到下一个负责人那里，然后是下一个负责人，走同样的流程，直到他们深入到公司最深处，进入地下室的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在那里他们会见到真正写代码的人，这个人才能解答苹果的问题。

经过数小时的询问，苹果工程师将说服这个公司承诺生产定制零件，而且是大批量生产，从而有效地控制供应商的研发路线图。

一位前苹果运营总监表示，公司一直在应用这种方法，回到“第一原理 (First principle，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以理解成本、设计和扩展可能性方面的任何问题。

这个人说：“你会不断地挖掘，因为如果你问了足够多的问题，你就能弄清楚限制是什么，然后你就能弄清楚如何克服它。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苹果不感兴趣的细节。”

另一位前苹果高管表示，这种做法直接来自库克。即便是每台设备只花不到一分钱的铆钉，这位首席执行官也会要求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位人士说：“如果你给他发一份推销提案，他会翻到第30页的第7段，要求你再详细谈谈。他能从宏观到非常细节，然后再回到最宏观，真是太神奇了。”

这些技术使苹果能够迫使供应商超越他们的感知能力。随着苹果公司的发展，筹码变得越来越大：制造一个将被用于数亿件产品的组件的机会千载难逢，不容错过。

三名前苹果资深员工表示，他们被自己在谈判中拥有的巨大权力压倒了。一个人说：“它真的会让你变成一个混蛋，人们可以告诉你，他们不能做苹果公司要求的事情，直到他们脸色发青，但当两个人都对对方说‘不’时，总有人会屈服——而这个人永远不会是苹果公司。”

但与苹果的密切关系可能是非常有益的。2000年，台湾代工制造商富士康开始组装糖果色的iMac电脑，当年公司的营收为30亿美元，仅为其竞争对手伟创力的一半。

到2010年，富士康的营收达到980亿美元，超过其五大竞争对手的总和。

 

富士康的赌博

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培养专业技能和赢得跨国公司的订单，等级森严的中国政府放大了苹果的生产创造力。

中国省级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包括重要的免税政策，以及为工我提供住房的公寓小区、仓库、高速公路和机场。

2009年，中国政府精心策划了规模惊人的财政刺激计划。国有银行发放了1.4万亿美元贷款，其中至少一半用于基础设施支出，以确保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现复苏。

与此同时，iPhone 4的突破性设计和第一代iPad的发布都发生在2010年。

富士康前高管艾伦·杨（Alan Yeung）表示，在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与库克会面并告诉后者，他低估了需求之后，富士康赢得了组装这两款产品的订单。

杨说：“郭台铭基本上是在说，‘这是糊弄我吧？你的数字有很大偏差。”

郭台铭非常自信，他与库克握手承诺要建立两个新园区，一个在郑州，后来被称为“iPhone城”，另一个在成都，被称为“iPad城”。

“郭台铭说，‘富士康将承担投资。我将与中国政府合作建设两个厂区。当你的销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我就会为你生产产品。”

 

他是对的。从2009年到2011年，iPhone的年出货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9300万部，而第一代iPad在上市前9个月的出货量为1500万部。

截至2010年10月，仅深圳的富士康工厂就有多达50万名工人在紧张的时间表下生产苹果产品。那年，十几名员工在工厂自杀身亡的消息传出后，苹果因“iPhone奴工(iSlavery，模仿iPhone)”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

根据彭博智库的数据，如今中国占全球智能手机制造业的70%，而中国的技术复杂程度，多名专家表示他们甚至难以理解。科技咨询公司D/D Advisors创始人杰伊•戈德堡(Jay Goldberg)表示：“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进化的生态系统。”

中国的主导地位可以部分量化。2021年，中国接受审计以确认“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1认证)最佳实践的组织数量为426716家，约占全球总数的42%。印度为36505家；美国为25561家。

这种数量级的优势重塑了全球经济，赋予了中国只有美国才能匹敌的影响力。苹果率先进入，并利用这种力量主导了科技领域。但现在，一场清算即将来临。

戈德堡说：“对于苹果来说，放弃这个系统是很棘手的。你不是说‘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建厂’就行了，工厂的分包商和供应商都在华南。”

例如，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装声波焊机（一种用超声波能量将不同金属或塑料融合在一起的工艺），它可以召集任意数量的公司来运营这条生产线并雇佣劳动力。

戈德堡说：“到处都是转包的专业小众公司，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公司。”

他表示，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经过多年建立起来的整个流程生态系统，分布很难描述，但苹果和中国合作伙伴已经了如指掌。

他表示：“这一切都被归为‘制造’，但这是一种技能，而库克正是这种技能的化身。”

《误读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一书的作者范亚伦表示，库克不应该因为20年前卷入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运营而受到政客们的指责。美国当时鼓励企业与中国接触，希望中国能灌输民主价值观。

他说：“事实是，苹果允许这种情况发展到如此地步，持续了这么久，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如何摆脱自己的束缚。我毫不怀疑，他们只是希望这一切都能消失，他们可以一切如常。因为没有明显的出路。”